好死不死日元地位的時候，
我可是做了日Yen大閘蟹，
一手都是沒有任何利息的日本銀行卷，
令我想把日元轉成股票都不行，真的想打人也。
説來上半年日Yen依然上升無期已經跌到三四年地位，
6算4的水平，
各位遲早要用Yen的人，
是時候入貨了。
至於有無機會再跌呢，
我就不知道了....
Tuesday, May 29, 2007
Wednesday, May 23, 2007
湖色
「人はだれでも自分の中に湖をもっていて、その深さとか色調とか涼しさとか透明度とかを、その人の生の最後の瞬間まで、加えたり変幻したりしている。人に話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の人の中の湖に話をすることであるように思う」
(社会学者/見田宗介)
每一個人心中也有一個湖，
湖的深、湖的色、湖的溫、湖的透明度，
到那個人的最後的瞬間爲止，也變幻不定。
我想，與人説話，
就像跟那個人之中的那個湖説話一樣。
(社会学者/見田宗介)
每一個人心中也有一個湖，
湖的深、湖的色、湖的溫、湖的透明度，
到那個人的最後的瞬間爲止，也變幻不定。
我想，與人説話，
就像跟那個人之中的那個湖説話一樣。
Thursday, May 17, 2007
思考訓練
從CR中央病院看到妙文一篇。
此文之妙，在於真得來太假了
幾乎是以爲一類“動漫受害”論調的人做假證據出來證明自己受到打壓的（笑）
但先也不要那麽高興啦，找到這篇完美的打壓動漫言論，
不等於寫的人有意識的去找些“御 宅 族”來打壓
---因爲香港只有“電車男”，沒有“御 宅 族”的概念
（A）
在討論筆者以上這個論點之前，
爲了訓練大家不要那麽純真，給大家一個練習，
看看下面這個圖有何問題？
提示：
這個圖足足誤了全國日本10多年，
令大家以爲日本這10多年少年犯罪好多，
少年人很兇狠。
答案在看了（B）Part後找。
（B）
至於說香港人（誰？）認爲動慢万惡的論調嘛，
well---詭秘的笑容---用個比喻，即係gum：
好多人話“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係XYZ，叫人點點點纔是道德
（譬如參考這裡的Miss Lam 2007/05/16 18:32 的發言）
但一個Ideology的Doctrine 如何被實際上執行，
是另外一回事。
同理，你找個教協會長/老師來問，
就當然答你“漫畫好暴力多看無益”，
實際你去報攤看下就知道這些論調浪費氣力。
至於有小乖乖真的執行這個命令的，就只能怪---怪什麽呢？---怪他太乖了
另外希望這些小乖乖不要進一步以爲
“有好多人打壓他們”就天下太平了。
同理：
中大情色報/聖經不雅事件的 性別解放分子 VS 光明大神分子，
兩邊同樣低能。
這個社會幾非沒有道德，也非一元（完）
（C）
答案
我畫得不好啦。
但答案不難猜----要是你不笨。
在經濟起飛前，人窮就更多少年犯罪殺人什麽的啦。
於是拿個統計圖，説明了什麽呢？
沒有説明什麽。
那只是一種確認自己迷信的裝置罷了。
那篇報導最爲害社會的不是那些“漫畫毒害Otaku”言論
因爲一則無人知道Otaku是什麽
二則（除了人說他就照做的乖孩子，與人說什麽他全都做的傻孩子）
無人會信漫畫有害
最有害的是拿一個毫無疑義的、
看似是客觀事實的統計圖來凍結思考
此文之妙，在於真得來太假了
幾乎是以爲一類“動漫受害”論調的人做假證據出來證明自己受到打壓的（笑）
但先也不要那麽高興啦，找到這篇完美的打壓動漫言論，
不等於寫的人有意識的去找些“御 宅 族”來打壓
---因爲香港只有“電車男”，沒有“御 宅 族”的概念
（A）
在討論筆者以上這個論點之前，
爲了訓練大家不要那麽純真，給大家一個練習，
看看下面這個圖有何問題？
提示：
這個圖足足誤了全國日本10多年，
令大家以爲日本這10多年少年犯罪好多，
少年人很兇狠。
答案在看了（B）Part後找。
（B）
至於說香港人（誰？）認爲動慢万惡的論調嘛，
well---詭秘的笑容---用個比喻，即係gum：
好多人話“傳統中國”的“儒家思想”係XYZ，叫人點點點纔是道德
（譬如參考這裡的Miss Lam 2007/05/16 18:32 的發言）
但一個Ideology的Doctrine 如何被實際上執行，
是另外一回事。
同理，你找個教協會長/老師來問，
就當然答你“漫畫好暴力多看無益”，
實際你去報攤看下就知道這些論調浪費氣力。
至於有小乖乖真的執行這個命令的，就只能怪---怪什麽呢？---怪他太乖了
另外希望這些小乖乖不要進一步以爲
“有好多人打壓他們”就天下太平了。
同理：
中大情色報/聖經不雅事件的 性別解放分子 VS 光明大神分子，
兩邊同樣低能。
這個社會幾非沒有道德，也非一元（完）
（C）
答案
我畫得不好啦。
但答案不難猜----要是你不笨。
在經濟起飛前，人窮就更多少年犯罪殺人什麽的啦。
於是拿個統計圖，説明了什麽呢？
沒有説明什麽。
那只是一種確認自己迷信的裝置罷了。
那篇報導最爲害社會的不是那些“漫畫毒害Otaku”言論
因爲一則無人知道Otaku是什麽
二則（除了人說他就照做的乖孩子，與人說什麽他全都做的傻孩子）
無人會信漫畫有害
最有害的是拿一個毫無疑義的、
看似是客觀事實的統計圖來凍結思考
ダブルキャスト Double Cast
至今還覺得
爲這個遊戲寫劇本的三位先生
是天才
當然人設也是無敵
前幾天在Nico Video看人玩（茶），
也有Comment頗有Point
1997~8年，正是Eva一類“精神/心理病”作品熱潮的高峰呢。
文學也好遊戲也好，都是看出一個社會心理的表徵。
日本比香港好的大概是這點吧。
劇中有劇、戯中有戲，不同結局
而且伏綫也好。答案一早知道（但嚴禁暴露劇情！）。
PSP也有，未玩過的去玩玩。
Sunday, May 13, 2007
一個叫自我的都市
翻譯練習
自
真木悠介
《自我的起源：愛與Egoism的動物社會學》
1993 岩波書店
====================================
CARAVANASERAI: 一個叫自我的都市
Oh, oh, oh, oh, oh, oh
I am just a mirage
Carlos Santana: Borboletta (不死蝶)
Carlos Santana*的音樂專輯"CARAVANASERAI"的第一首歌題爲"轉生的永遠的商旅"Eternal Caravan of Reincarnation。大概是作者在印度修行時代的尊師教導，認爲我們最真實的自己只是寄宿在不同的身體及其人生繼續轉生之旅。我們的個體及其“自我”不過是這個永劫的Caravan的一期之宿（Serai）。這是印度古哲學的教導。但是Santana大概在受到印度尊師的啓發而用了這個魅惑的比喻具體化的時候，大概無意識地加了這兩個意象。第一，Caravanserai也是在衆多商隊會合、共住、又在離散的場所。第二，Caravanserai是不同商隊會合的接合點，因此當中又有不少的自立的《都市》主體化，倒反過來支配商隊的角力場所。
最古的諸文明在由盧西亞北非附近發生與繁榮的時候，這個大陸有無數的商隊群在來往(1)。巴比倫與埃及的住居地的最下層已經顯示這些商對連接了遙遠之地，譬如米索不達米亞的“書米盧最古國家從初期已經連起西至埃及、北至小亞世亞、東/南的托魯斯坦與西斯坦、還有印度。印度的哈拉巴與莫肯達羅、巴比倫的烏魯也有共同的證據資料，加西比海岸的阿斯托拉巴度也有書米盧樣式的亞盧嘉印的金器，埃及、巴比倫與斯利亞、伊朗等的銅器等形式類似，已是明顯的事實。”
公元前3000年前又很多明確的商旅都市形成。不但是畢得拉、波斯拉、帕魯米拉等典型商旅都市，由盧西亞等都市的商旅貿易開始成長，在世界史中有重要的地位。這些都市原初確立的時候乃農業放牧地帶的交換體系中的物產交換集散地，有時候則作爲遠距離交易的、有時候則是政治的支配的基地而成長。都市是雖然是不同的二次的（也有經過多重波折而派生的）集住地，但最終成爲自立的、主體化的、變成了原本是形成者的周邊地方的共同體與遠隔共同體，支配了那些《移動的共同體》。《近代》就是由這些都市所生。都市原理的普遍化就是近代。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事件就是這個《都市》的發生及其主體化。
在生命的歷史之中，能與這《都市》形成相比的時間，就是被稱爲《個體》這第二次集住體的出現，及其《主體化》。
我把這稿子，獻給那不斷追尋《叫做自我的現象》之謎、死去、不可思議的詩人與科學這得M.K.（1896~1933）。**
註1：Rostovtzeff. 1932. Caravan Cities. p 28
** M.K. = Miyazawa Kenji （宮澤賢治）
自
真木悠介
《自我的起源：愛與Egoism的動物社會學》
1993 岩波書店
====================================
CARAVANASERAI: 一個叫自我的都市
Oh, oh, oh, oh, oh, oh
I am just a mirage
Carlos Santana: Borboletta (不死蝶)
Carlos Santana*的音樂專輯"CARAVANASERAI"的第一首歌題爲"轉生的永遠的商旅"Eternal Caravan of Reincarnation。大概是作者在印度修行時代的尊師教導，認爲我們最真實的自己只是寄宿在不同的身體及其人生繼續轉生之旅。我們的個體及其“自我”不過是這個永劫的Caravan的一期之宿（Serai）。這是印度古哲學的教導。但是Santana大概在受到印度尊師的啓發而用了這個魅惑的比喻具體化的時候，大概無意識地加了這兩個意象。第一，Caravanserai也是在衆多商隊會合、共住、又在離散的場所。第二，Caravanserai是不同商隊會合的接合點，因此當中又有不少的自立的《都市》主體化，倒反過來支配商隊的角力場所。
最古的諸文明在由盧西亞北非附近發生與繁榮的時候，這個大陸有無數的商隊群在來往(1)。巴比倫與埃及的住居地的最下層已經顯示這些商對連接了遙遠之地，譬如米索不達米亞的“書米盧最古國家從初期已經連起西至埃及、北至小亞世亞、東/南的托魯斯坦與西斯坦、還有印度。印度的哈拉巴與莫肯達羅、巴比倫的烏魯也有共同的證據資料，加西比海岸的阿斯托拉巴度也有書米盧樣式的亞盧嘉印的金器，埃及、巴比倫與斯利亞、伊朗等的銅器等形式類似，已是明顯的事實。”
公元前3000年前又很多明確的商旅都市形成。不但是畢得拉、波斯拉、帕魯米拉等典型商旅都市，由盧西亞等都市的商旅貿易開始成長，在世界史中有重要的地位。這些都市原初確立的時候乃農業放牧地帶的交換體系中的物產交換集散地，有時候則作爲遠距離交易的、有時候則是政治的支配的基地而成長。都市是雖然是不同的二次的（也有經過多重波折而派生的）集住地，但最終成爲自立的、主體化的、變成了原本是形成者的周邊地方的共同體與遠隔共同體，支配了那些《移動的共同體》。《近代》就是由這些都市所生。都市原理的普遍化就是近代。人類歷史中最大的事件就是這個《都市》的發生及其主體化。
在生命的歷史之中，能與這《都市》形成相比的時間，就是被稱爲《個體》這第二次集住體的出現，及其《主體化》。
我把這稿子，獻給那不斷追尋《叫做自我的現象》之謎、死去、不可思議的詩人與科學這得M.K.（1896~1933）。**
*社長的個人考證： Caravanserai キャラバンサライ (1972) 是美國的Band
註1：Rostovtzeff. 1932. Caravan Cities. p 28
** M.K. = Miyazawa Kenji （宮澤賢治）
Friday, May 11, 2007
Thursday, May 10, 2007
無知是暴力
（I）
那些自己不能/不願公開自己高興的人叫人不要高興；
在眼裏看見的只是自己的糟糕；
當然就更談不上去求證媒體報道的是如何的受到過濾。
也好，照妖。
（II）
對的，缺乏對他者的想像力與無知，真是種暴力。
只有關閉在自己世界的的妄想，
與這些妄想互相確認大家都同樣生存在一個封閉的體系，
就變成了迷信了。
（參考：參考Peter Singer對各種性道德的實用倫理學的討論）
（III）
教育這個字的沉重，與透過貶低後學擡高自己的精英/權威無緣。
照例，很多搞笑的僞權威/文化精英
走出來批評後輩一番。
OK。
問題是批評的手法如下：
抛一堆書包后，說，看：那些人連書包都不懂抛，
然後哈哈大笑一番。
更發傻的，連書包也抛不了。
跟住帶領討論一番。
（對不起，我連Link上這些垃圾也覺得弄污這裡）
有跟著嘻哈大笑的論者，還說
“龍應台有篇叫幼稚園大學的文章，正好形容這班大學生”
我不信，去找來看。
龍應台文章較長，不好意思：
幼稚園大學--龍應台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 ※ ※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宵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 ※ ※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 ※ ※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瞭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噢噢，好像真的以爲是她批評學生呢.....好戲在後頭：
「錯在學生嗎？
※ ※ ※
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 ※ ※
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 ※ ※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裏，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 ※ ※
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臺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臺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 ※ ※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對，香港人的問題在於：
他們讀書喜歡看前不看後。
那些自己不能/不願公開自己高興的人叫人不要高興；
在眼裏看見的只是自己的糟糕；
當然就更談不上去求證媒體報道的是如何的受到過濾。
也好，照妖。
（II）
對的，缺乏對他者的想像力與無知，真是種暴力。
只有關閉在自己世界的的妄想，
與這些妄想互相確認大家都同樣生存在一個封閉的體系，
就變成了迷信了。
（參考：參考Peter Singer對各種性道德的實用倫理學的討論）
（III）
教育這個字的沉重，與透過貶低後學擡高自己的精英/權威無緣。
照例，很多搞笑的僞權威/文化精英
走出來批評後輩一番。
OK。
問題是批評的手法如下：
抛一堆書包后，說，看：那些人連書包都不懂抛，
然後哈哈大笑一番。
更發傻的，連書包也抛不了。
跟住帶領討論一番。
（對不起，我連Link上這些垃圾也覺得弄污這裡）
有跟著嘻哈大笑的論者，還說
“龍應台有篇叫幼稚園大學的文章，正好形容這班大學生”
我不信，去找來看。
龍應台文章較長，不好意思：
幼稚園大學--龍應台
「這是一班大三的學生：聰慧、用功、循規蹈矩，標準國立大學的好學生。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論文報告，我把總成績寄出，等著學生來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們總得看著卷子的眉批，與我印證討論過之後，才能知道為什麼得了一百分或零分。假期過去了，新學期開始了，學期又結束了。
※ ※ ※
學生來找我聊天、吃宵夜、談功課；就是沒有一個人問起成績的事。 有一個成績應該很好的學生，因為論文的注腳寫得零亂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數，希望他來質疑時告訴他一個教訓：作研究，注腳與正文一樣重要。 但是他也沒有來。 等了半年之後，我忍不住了：“你們為什麼不跟教授討論成績？” 學生面面相覷，很驚訝我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怎麼敢呢？教授會很生氣，認為我們懷疑他的判斷力，不尊重他的權威。去討論、詢問，或爭執成績，等於是跟教授挑戰，我們怎麼敢？” 那麼，假設教授打了個盹，加錯了分數呢？或是一個不小心，張冠李戴呢？或者，一個遊戲人間的老師真的用電扇吹考卷來決定成績呢？ 逐漸的，我發覺在臺灣當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with murder”，可以做出極端荒唐過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學生的反抗，因為學生被灌輸了二十年“尊師重道”的觀念；他不敢。
※ ※ ※
有一天，一個淚眼汪汪的女學生半路上攔住了我的車子：“有個同學扭傷了腳踝，你能不能送我們下山搭車回臺北？我攔了三輛路人的車，他們都不肯幫忙！” 好吧！於是淚眼汪汪的女學生扶來了另一個淚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進了我的車。 下山只有幾分鐘的車程，可是車後兩個人拼命掉眼淚、吸鼻涕。受傷的哭，因為腳痛，想媽媽；沒受傷的也哭，因為她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情況。 事實上，這個驚天動地的“情況”只需要兩通電話：第一通打給校醫，第二通打給計程車行，如此而已。 我很驚異地看著這兩個女生哭成一團。她們今年廿歲，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學教育。 她們獨立處事的能力，還不到五歲。
※ ※ ※
開始的時候，課堂上問學生問題得不到回音，我以為是學生聽力不夠，於是我把英語慢下來，一個字一個字說，再問，還是一堵死牆；於是改用國語，再問。我發覺，語言的問題其次，思想的貧乏才是癥結所在。 學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說或劇本上課前多半很盡責地讀完。他能把故事的情節大綱說得一清二楚，可是，當我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他就瞠目以對——不知道，沒想過。 他可以讀十篇愛倫坡的謀殺小說，每一篇都讀情，但不能夠綜觀十篇整理出一個連貫的脈絡來。他可以瞭解蘇格拉底為什麼拒絕逃獄，也明白梭羅為什麼拒絕出獄，但這兩個事件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他不知道。他可以說出詩人艾略特對藝術獨創與模仿的理論，但是要他對王三慶的仿畫事件發表意見——他不知道，他沒有意見，他沒學過，老師沒教過，課本裏沒有。 我愛惜我的學生；像努力迎取陽光的黃色向日葵，他們聰慧、純潔、奮發，對老師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們也是典型的中國學生：缺乏獨立自主的個性，盲目地服從權威，更嚴重的，他們沒有——完全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噢噢，好像真的以爲是她批評學生呢.....好戲在後頭：
「錯在學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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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學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從小學到大專聯考這個漫長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暫且不談，讓我們看看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的大學生正在接受什麼樣的高等教育。 廿歲的人表現出五歲的心智，往往是因為辦教育的人對學生採取一種“抱著走”的育嬰方式。常常會聽到一些大學校長說，“我把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個嚴父慈母：規定學生不許穿拖鞋在校內行走，上課不許遲到，周會時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時，熄燈前要洗澡如廁，清晨六點必須起床作操，講話時不許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褲上課，看電影有害學業，看電視有傷眼睛，吃飯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為大學校長是高瞻遠矚，指導學術與教育大方向的決策人，而不是管饅頭稀飯的保姆，但這也暫且不提。這一類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當然是善意的，問題是，我們論“事”的時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實際的後果，而教育的後果何其嚴重！這種喂哺式、育嬰式的大學教育剛好吻合心理學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給所謂“過度保護”（Overprotection）所作的詮釋：第一，給予過多的接觸——“有任何問題，隨時來找我”；第二，禁止他獨立自主——“你不許……”；第三，將他“嬰兒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價值取向加諸其身——“你聽我的……”。在這種過度呵護的幼稚教育下成長的大學生，遇事時，除了“淚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麼呢？ 教育者或許會說：這些學生如果進大學以前，就已經學好自治自律的話，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攜之，喂之哺之；就是因為基礎教育沒教好，所以我辦大學的人不得不教。雖然是亡羊補牢，總比不教好。 聽起來有理。其實是個因噎廢食的邏輯。這個學生之所以在小、中學十二年間沒有學會自治自律，就是因為他們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輔導，那麼大學來繼續進行“育嬰”，這豈不是一個沒完沒了的惡性循環？把學生口裏的奶嘴拿掉，我們總要有個起點；大學不做，更待何時？再說，我們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是什麼？教出一個言聽計從、中規中矩、不穿拖鞋短褲的學生，和教出一個自己會看情況、作決定、下判斷的學生——究竟哪一個比較重要？為了塑造出“聽話”、“規矩”的青年，而犧牲了他自主自決、自治自律的能力——這是我們大學教育的目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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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上，教育者採取懷裏“抱著走”的方式；在課業上，許多教書的人就有用鞭子“趕著走”的態度。 就上課點名這件小事來說。以學生出席與否作為評分標準的老師很多，他們的論點是：學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讀書，日後你會感謝我。 這個說法也很動人，卻毫不合理。首先，我們不應該忘記，開一門課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傳授知識，而不在鈴響與鈴響之間清數“少了幾頭牛”。照邏輯來說，如果一個學生不聽課就已經具有那門課所要傳授的知識，並且能夠以考試或其他方式證明他的程度，那麼他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人頭點名的成規而來報到。歸根究底，這個“成規”當初之所以存在，只是為了幫助學生獲取這一門知識——讓我們在同一時刻同一地點去聽同一個人有系統的講——但是，一個學生，不論原因為何，已經擁有那個知識，那麼要他來作充數的形式就是捨本逐末，也是為師者見林不見樹的錯誤。 反過來說，一個學生沒有那門知識卻一再缺課，教授當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應該是：你沒有得到知識；而不是：你點名未到。上課出席率與知識吸取量並沒有因果或正比的關係。 為師者“嚴”，我絕對贊同；愈嚴愈好。但是那份“嚴”與“逼”必須在實質的知識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換句話說，教授可以用比較深奧的教材，出比較靈活的考題，指定比較繁重的作業，來逼使學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學生是一個有自主判斷能力的成人。他就沒有理由拿著鞭子把學生抓到教室裏來；充其量，作老師的只能嚴肅地說：上不上課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學會如何為自己的行為擔負後果。 從小學到高中，我們的學生已經在“鞭策”之下被動了十二年，如果最後的大學四年他們也在鞭下長大——他們會長大嗎？畢了業之後又由誰來執鞭呢？
※ ※ ※
這種“趕著走”的鞭策教育貽害極深。學生之所以不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為在“抱著走”、“趕著走”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學過如何去思考，有一個實質上的困難使他即使想開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學生有自動好學的可能。於是設置了七七八八的課目，塞滿學生的時間。大一的學生，譬如說，一星期就有三十多個小時的課。大四的課少了，有些系就強迫學生修額外的學分，作為防範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文學是思想；每一小時的課，學生除了必須作兩小時的課前預讀之外，還得加上三小時課後的咀嚼與消化，否則，我付出的那一小時等於零。文學，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夢；學生必須將那一小時中所聽到的觀念帶到教室外面、校園外面，與廣大的宇宙和紛擾的現實世界銜接起來。否則，這個新的觀念也等於零。 這些，都需要時間與空間，可是學生辦不到。他們的課程安排得滿滿的，像媒婆趕喜酒一樣，一場接一場。他們的腦子像一幅潑了大紅大紫、沒有一寸留白的畫。 如果怕學生怠情，我們應該增加學分時數強迫學生把“身體”放在教室裏呢，還是應該加深加重課程的內涵使學生不得不把整個“心”都投入？這是不是又牽涉到一個本末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給學生時間與空間去思考，我們又怎麼能教他們如何思考呢？ 在國外教書的那許多年，我踏出教室時常有生機盎然的感覺，因為在與學生激烈的反應與挑戰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長。在這裏，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覺，被針刺破了的氣球一般。學生像個無底的撲滿，把錢投進去、投進去、卻沒有什麼驚奇會跳出來，使我覺得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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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學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說他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實還沒有碰觸一個更基本的先決問題：我們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獨立自主的學生來？答案若是否定的，這篇文章便毫無意義，可以燒掉。我是在假定我們的社會有意造就獨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寫這篇檢討。 可是，如果這個假定的大前提是對的，為什麼我們在思想的訓練上，還是採取“騎著走”的方式？ 一方面，學生懦弱畏縮，成績有了失誤，不敢去找老師求證或討論。教授解錯了題目，不敢指出錯誤，大家混混過去。對課程安排不滿，不敢提出異議。不願意被強迫住宿，卻又不敢到訓導處去陳情。私底下批評無能的老師、社團的限制、課外活動的規則，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對當事機構表達意見。偶爾有人把批評寫成文章，要在校刊上發表——“不必試，會被壓下來！”學生很肯定地說，“反正沒有用，我畢了業就到美國去！” 另一方面，作老師的繼續努力強調“尊師重道”的傳統美德，連學生少鞠一個躬都當作對五千年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背叛。“尊師重道”這四個字在歷史上的意義我不去談，在現代講究分工與專業的社會裏，卻很有商榷的餘地。“重道”毋庸置疑；對知識的肯定與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為制度的基礎。但是“尊師”，如果指凡“師”必“尊”——只因為這個人在這個位子——那就是鼓勵盲目地服從權威。到處都有誤人子弟的師，有不學無術的師，更有招搖撞騙的師；我們有沒有權利要求學生“尊”無“道”的“師”？ 學生怯懦畏縮，是他們缺乏勇氣，還是我們迷信自己的權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給他們挑戰的機會？ 我們若真心想培養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篤行”的下一代，為什麼又懼怕他因為“慎思、明辨”而對我們的權威造成威脅？ 臺灣的大學在師資與設備上，比我自己的學生時代要進步得很多很多。中國學生的聰慧、誠懇，與一心想討好老師的認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動我。而學生資質愈好，這種幼稚化的大學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難過。辦教育的人，或許本著善意與愛心，仍舊習慣地、固執地，把大學生當“自己的兒女”看待，假定他們是被動的、怠惰的、依賴的。這個假定或許沒錯，可是教育者應對的方式，不是毅然決然地“斷奶”，而是繼續地呵護與控制，造成一種可怕的惡性循環。 令我憂心不已的是．這些“不敢”、“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的大學生，出了學校之後，會成為什麼樣的公民？什麼樣的社會中堅？他能明辨是非嗎？他敢“生氣”嗎？他會為自己爭取權利嗎？他知道什麼叫社會良知、道德勇氣嗎？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真心要把臺灣治好，我們需要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權的人必須張開手臂來接受刺激與挑戰。如果我們真心要把教育治好，為這個民族培養出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的下一代，那麼辦教育的、教書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權威；他也要禁得起來自學生的刺激與挑戰。
※ ※ ※
把我們的大學生當“成人”看吧！給他們一個機會，不要牽著他的手。
原載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
對，香港人的問題在於：
他們讀書喜歡看前不看後。
Monday, May 07, 2007
ラブホテル
這不是什麽遠阪凛的家....
這只是酒店
而且這是情侶酒店（Love Hotel ラブホテル）
附設：
100寸投射電視、按摩椅、Karaoke、DVD、壓力浴池、情調照明、桑拿、信楽焼特別風呂（附電視）、360度風景、露天花園、微波爐、冷蔵庫
まあ，
法國社會思想家Foucault第一次到日本
見到20多年前日本的Love Hotel已經驚為天人
說什麽東方纔是現代社會的救贖（汗）
要是還在生見到這些大概會認爲這是什麽人類補完解放計劃的神聖祭壇了吧（茶）
這只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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