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日本》出版賀文：從村上春樹談起

如果跟隨呂大樂所說的四代香港人模式，那麽我看不出很大第三與第四代人的重大分別，至少這次替湯先生寫文的感覺如是（而且對第一代人---這次是小思老師---還是抱有頗大的敬意）。

也不是沒有分別，從閲讀村上春樹的例子來説，我這類第四代人就是從《地下鉄事件》打后開始讀的，到《約束的場所》、《海邊的卡夫卡》、《After Dark》等等。

因此，除了有學術研究需要，我這個平素根本不會主動閲讀正統文學小説的人，能閲讀《地下鉄事件》這幾本書，已經算是交差（有個基本日本常識），而對地下鉄之前的村上，一概無知。不像我某位同學般不斷追回前面作品看的目的純是爲了看H場面，我很安於從這個后地下鐵時間的社會派村上去講我想講的故事，這或許是因爲我看不出特別去追尋“自我”的需要（你叫他Me時代式的表達手法也可---雖然很多模仿村上寫作只有搞笑效果）而安於處理我跟這個社會的關係。

湯在[由 Tourist 變成 Traveller──村上春樹的旅遊寫作]中寫道村上從九六年是個“回到東京的旅人”，說：

正因如此，所以當村上於九六年開始回到東京，進行為期一年的沙林事件受害者追訪，且完成我認為乃他屹今為止的傳世代表作《地下鐵事件》（1997），那才是一個旅程的完結。

由逃避宗教（《雨天災天》時期）到深入反思宗教的存在本質（見＜沒有指標的惡夢＞，收在《地下鐵事件》內）；由逃出日本到栽進東京；由隱居式寫作模式到混入人叢中作埋身出擊──經過了這十年（由87 至 96），村上春樹的蛻變說明了 travelling原來可以不囿於人或地的隔閡，而一切原來是心靈內在及人生衍化的運轉流程。這一次村上春樹選擇了做一個採訪者，但「意料之外」地（和先前的「意料之中」竟「意料之外」地構成對比）成為了一個真正的「旅人」──於他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探知外在（受害人的心靈）及內在（自己的反省過程）的互動遊歷。

是的，寫成《雨天災天》及《遠方的鼓聲》，我相信不過為一機會及時間的問題，我甚至認為自己也有能力做到。但完成《地下鐵事件》，令我慶幸自己沒有浪費多年春春，追看捧讀村上作品的一切時光，到得到豐碩美好的回報了。

於是乎，如果有任何香港第三、四代的人分野，在於這個對自我追求的終結 VS 處理自我與社會關係的開始的這一個命題之上。

年前在文化社會學與宗教社會學的課上嘗以《地下鐵事件》一書作爲分析對象。這固然與現在的論文研究有莫大關係-----回到日本之後、做囘“日本文學作家”的村上，畢竟有無意識之間依然選擇以火車做回整個建構世界觀的背景，這一點就可以把他重新引回日本文學讀者/作者群的共同背景上談他要講的事情。

“一切社會生活皆為虛幻”這命題並非核心關懷，而是我們透過火車作爲日常生活的感覺的保證來源，這一事實背後在這次事件之後給暴露出來之後，所有的訪談皆成爲一衆日常上的自我的文學感覺構造來源----每一個人的每一個感覺與小節，皆不足以解釋整個事件發生了什麽，更何況意圖解釋那火車背後看不到的黑暗的所謂社會原因。連火車都不能保證社會事實的順利運行，雖能暴露卻會把這毫無理据的Hollow的恐懼放大，正是後地下鉄事件的村上的社會關懷的出發點。

如果這是作爲香港第三代讀者的代表的湯的自我成長歷程，正如前期村上的尋羊冒險，最後安樂於地下鐵事件作爲一種歸鄉的終點，替自我找尋一個歸宿，那麽我這類並不怎麽認真閲讀小説的第四代香港人，對自我並不怎麽着意之餘（也可說是以九一主義式香港哲學作爲思考世界的成長），對與這個世界的關係的處理，正可從對兩個村上的兩代詮釋這一點看出相異。

是為《命名日本》出版賀詞